6月2日早间新闻精选

全面加强《意见》精神的阐释，强化面向企业的沟通与反馈机制。

以市场准入制度为例，从以正面清单为主到以负面清单为主，明显放宽对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领域的政策限制，扩大市场机制作用范围，在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的硬性要求下，破除各类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促使民营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应当看到，即使党中央不断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民营经济发展仍然面临预期不稳、信心不足问题，甚至时不时需要吃定心丸。

既要清除权力寻租、暗箱操作的土壤，让民营企业回归钻研市场经营的主业，又要厚植实干实效、开放包容的风气，让企业家的所思所想、所困所惑得到有效回应。1978—1986年期间，我们党明确提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我国个体经济迅速得到发展。制度刚性，简单地说就是最大限度减少制度和政策的模糊空间，明晰制度规范主体的红绿灯，降低制度执行的自由裁量权，强化制度和政策的闭环监督与违规惩戒。在这个过程中，各执行节点不仅要对上级指示精神领悟到位，保证政策落实不走偏、不走样，还要切实防止政策落实中梗阻和打滑空转现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意义重大。

民营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发展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既是改革开放辉煌成就的显示器，同时也是将改革开放不断引向深入的主要力量。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主体，官方对其表述几经变化，从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重要组成部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素，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制度顶层设计对民营经济的认可与重视程度逐步加深，角色定位随时代变化愈发具象。或者说是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

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把西方国家在18～19世纪早期经济发展中采用的资源投入首先是资本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奉为圭臬，执行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第二，上述体制在社会层面导致的消极后果。

到了世纪之交，资源短缺，原材料、燃料价格飙升，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从中长期看，投资效率下降，银行体系中潜在不良资产增加，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等等，蕴藏着银行系统的系统性风险。

除了上面讲到的内部失衡外，粗放增长方式的持续所造成的另一个经济后果是外部经济的失衡。计划经济是由一个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直到人们的家庭生活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所控制和操持的。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应当在以下方面积极推进：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由于改革涉及每一个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要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

从经济方面说，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持续，使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内外经济失衡加剧，金融市场面临系统性风险;从社会政治方面说，寻租基础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导致大众强烈不满，威胁社会安定。除了国有部门的改革推进乏力之外，21世纪之初还出现了各级政府利用自己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大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或者利用工程立项、市场准入、资金投放等权力徇私舞弊。反思之二：寻租等现象所导致的消极后果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治-改革的滞后。这种状况会造成最终消费不足，劳动者生活提高缓慢，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这主要是指由出口导向政策长期未作调整所引起的国际收支盈余的过度积累和为了减缓本币升值速度而由中央银行大量收购外汇造成的货币超发，股票、房地产、收藏品等价格飙升（资产泡沫形成）和消费物价指数持续提高（通货膨胀），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增大。然而某些能够从寻租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着法治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以免自己的寻租和设租权力遭到削弱，甚至假借改革、宏观调控等名义扩大权力的干预，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空间，使自己能够攫取更多的财富。

政府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诚如阿克顿勋爵所说:权力通常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扩大成就和克服缺陷的道路，在于推进改革，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反思之一：全面深化，坚持整体改革之必要中国改革从一开始，采取了一种不是整体变革，而是在维持原有主体经济不做根本性变动的条件下，在国有经济以外推进的增量改革战略。至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地质灾变的频繁发生，不但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威胁中国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一再明确提出要实现由粗放增长方式到集约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是由于命令经济旧体制的遗产这种体制性障碍严重存在，增长方式的转变始终未能取得明显的成效。寻租行为的盛行，主要原因就是公权不彰，官员的个人意志能够决定企业的成败祸福。以上这类改革引起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在这种情势下，坚持建立市场经济改革大方向的人们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而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时，大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有不同的理解。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在要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未能成功转变的情况下，又效仿东亚国家的榜样，采取出口导向的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用出口需求弥补由要素（投资）驱动造成的内需不足，于是形成了一种以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粗放增长方式。

于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我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向哪里去的选择问题。或者是沿着重商主义的道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

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也仿照苏联的先例，采用了这样的增长模式。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所有这些，都使能够接近权力的贪官污吏、红顶商人获得暴利。根据过去40年的经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症结在于政府自身。

这样，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大，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所带来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问题就变得愈来愈突出。在经济改革的实际推进上，需要从以下方面做出努力: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

民主和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的保证。在有的领域甚至出现了再国有化、新国有化等国进民退的开倒车行为。

相当多的人把东亚国家所谓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国有企业的改制和改革在世纪之交有很大进展，但是当改革推进到特大型国有垄断企业改制的最后阶段，改革进程就慢了下来，开始停顿不前。

因此，中国在世纪之交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系，就带有浓厚的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活动的重商主义色彩，重商主义社会乃是一个腐败的寻租社会。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强化民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民主和法治的目标。第一，以上体制在经济方面的消极后果。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认正义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是得不到保障的。

反思之三：重启改革必须坚定民主和法治的方向40多年的改革历程告诉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才是顺乎潮流、合乎民心的光明之途。邓小平在1986年多次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难于贯彻，要求加快政治-改革。

这种做法能够较好地保持经济在改革过程中的稳定增长，但也带来了双重体制并存、行政权力干预交易活动的寻租条件广泛存在的问题。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